用生命种子传递中国人民的友情

潘克勤参加“最美浙江人-红十字感动人物”先进事迹报告活动

大家好，我叫潘克勤，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首尔大学他发表演讲，讲到了我国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为韩国患者捐献干细胞的故事。迄今为止，我国志愿者已经通过红十字会，成功为韩国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45例。非常幸运，我就是这45位跨国捐献者中的一员。我曾经两度为韩国患者捐献出生命的种子。

我是浙江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一名普通的言语康复老师，我的工作是为0—6岁的听障儿童提供听觉言语康复训练。我所带的班级有16名孩子，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交谈、欢笑。但在我的眼里，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活泼、可爱。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康复、一天天成长，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的工作很有意义，也由衷地为孩子们感到骄傲。在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关爱他人、扶助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

潘克勤是浙江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言语康复老师

平静的生活，在2012年2月22日，被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断了。

我接到的是江干区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血样与一名韩国白血病患者配对成功，希望我能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说实话，那一刻，我有过一丝犹豫。捐献造血干细胞，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社会上有许多不理解，觉得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影响生育。我还担心捐献可能会耽搁班上孩子们的康复训练。因为是涉外捐献，采集工作必须在北京进行，前后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而我带的这些孩子们又很特殊，常人简单的一个发音，他们要做许多遍才有可能掌握。而我的离开，就意味着好不容易取得的进步，很可能退回原地，甚至变得更糟。

但是，作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我更是清楚地知道，治愈白血病的唯一办法就是移植造血干细胞。在非亲缘人群中，造血干细胞成功配型的几率是几万乃至十几万分之一，而跨国成功配型的几率更低。能在一生中碰上这种小概率事件，真的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救人的机会摆在面前，我岂能临阵退缩。

在省残联领导和单位同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拨通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起初我还把这个事情瞒着父母。出发前夕，省残联领导亲自给他们打了电话。父亲一开始强烈反对，而母亲也是心有疑虑，我知道，他们都在担心我还年轻，没有结婚，不知道这样的捐献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生育呢？而经过我的反复解释，当他们了解到如果我不捐就意味着一条生命将会离去时，他们最终选择了支持。

2012年6月底，我到达北京空军总医院，在打了四天的动员剂后，于7月2号至3号，经历了6小时的两次采集，我成功捐献27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远隔千里之外的韩国白血病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

潘克勤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捐献过程中，我也无数次想象过韩国患者的情况，想象他长着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像韩剧里，是一个“长腿欧巴”嘞？但当捐献结束后，我的内心却出奇的平静。当晚，我在博客上写下了一段话“但愿我可以帮到你，虽然我们相隔几千里，衷心期望你能恢复健康。”

捐献结束后，我顺利回到杭州，生活重新恢复平静。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除了正常上下班，我还被爱神眷顾，收获了爱情。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但是，2013年的2月，就在我即将举行婚礼的前一周，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让我的心再一次揪起。原来，韩国患者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唯一的希望就是再次捐献。

当时，在电话的另一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矛盾。一方面韩国患者的病情危在旦夕，另一方面他们也吃不准我是否会同意再次捐献？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要不要告诉我的另一半？”成了我的心病。“我该怎么跟他说呢？”“他会同意吗？他能理解吗？”我陷入了矛盾。果然，先生在得知我可能再次捐献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担心我的身体。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的状况后，并没有急于劝说，而是积极为我们联系北京、上海等地的权威专家，多次和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先生沟通，解释他的各种疑问和顾虑。最终，我的先生帮助我一起下定了决心，他说，“既然帮人就要帮到底，咱们不能见死不救！”所以，今天我也要借此机会，向我的先生说一句感谢，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接下来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2013年4月9号，我再次赴京住进了熟悉的空军总医院捐献病房，在顺利捐出94ml淋巴细胞后，“生命的种子”再度跨越千山万水，为韩国患者送去祝福。而我也成为浙江省首位女性二次捐献和首位跨国二次捐献志愿者。